法官论坛

调研报告

当前位置:首页>> 法官论坛>> 调研报告

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相关问题研究

发布人:王 定 李泽科   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6-01-13    

 

摘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严重侵害群众人身权利、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严重扰乱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具有极大的反社会性。审判实务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成员尤其是组织者、领导者通常不认罪,加之形成时间长、涉案人数多、违法犯罪事实复杂等特殊原因,给案件的审理和性质的认定带来一定困难,不利于精准打击犯罪。笔者立足所在法院已审结的三起涉黑案件,紧紧围绕涉黑犯罪特征,试图以庭审技巧为突破口,按照“从个案审理入手、循序渐进、逐步深入、最终锁定涉黑犯罪”的思路进行解读。在此基础上,分析犯罪成因、探讨犯罪认定、研究刑罚适用、提出防范对策,以期对打击和预防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有所裨益。
正文: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自1997年入刑以来,立法界、学术界和实务界一直致力于该罪的研究,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该罪认定标准,从立法层面上统一了认识,融合了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最新成果。20世纪80年代相比,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呈现出犯罪普遍化、犯罪的组织化程度更高、追求巨大的经济利益为其主要目的等倾向。因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势必成为当下和今后更长一个时期打击和预防犯罪的重要对象。本文立足笔者所在法院司法实践,以亲身经历为基础,略谈惩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拙见,不为牟取赞同,但求分享感触。
一、正安三起涉黑案件基本情况。
2007年、2010年,座落于黔北山区的正安县先后铲除了长期盘踞县城的“文家寨帮”、“十三飞鹰帮”和“白龙会”三大黑社会性质组织,扫除了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群众安居乐业的障碍,社会各界一致称快。笔者首先简略介绍三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基本情况。
1、演变历史。“十三飞鹰帮”组织始建于1994年,主要由县城小学高年级学生拉帮结伙而成,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形成以老大为舵手、老大之下有多名骨干、每个骨干之下各带人数不等小弟的层次分明的组织。2006年,桴焉乡永峰煤矿老板周小红通过向该组织老大郑传金及其成员提供资金帮助、请吃请喝、摆平事端等,逐渐将以郑传金为首的28名成员笼络其麾下,成为该组织老大;“白龙会”组织成立于1996年左右,当时在县城读书的部分小学高年级学生经常与“十三飞鹰帮”团伙斗殴,为与之抗衡,加之受当时香港流行电影《冷血十三鹰》影响,便取电影中与十三飞鹰帮对立帮派“白龙会”为名组建“白龙会”。到2005年,该组织逐渐演变为以徐燕文和李学等人为骨干、杜黔川、李伟等人积极参与的恶势力团伙,期间刘唐勇开始与该恶势力团伙接触,并逐渐掌控该组织,成为该组织实质领导人物;“文家寨帮”始建于2003年初,当时居住在正安县凤仪镇文家寨(小地名)的骆燕明以提供吃喝及到娱乐场所消费等手段,先后网罗了文广、文世超等数十名住在文家寨附近的社会闲散人员。2003年,张阳红以12万元入股正安县“中山客运公司”,为聚敛钱财、称霸一方,张采用请吃、请喝、安排工作、发放工资等方式拉拢骆燕明及其手下,逐步取代了“文家寨帮”老大的位置。
2、犯罪事实。公诉机关指控“文家寨帮”2003至2006年间共作案40起,罪名涉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敲诈勒索、介绍卖淫、贩卖毒品等;指控“十三飞鹰帮”2005至2009年间共作案33起,罪名涉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赌博、逃税等;指控“白龙会”2004至2009年间共作案32起,罪名涉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故意伤害、贩卖毒品、抢劫等。
3、社会危害。三大黑社会性质组织自成立以来,长期打打杀杀、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百姓,仅公诉机关指控犯罪事实就多达105起,其行为严重侵害群众合法权益、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严重扰乱正常的社会生活,群众敢怒不敢言,深恶痛绝。接下来笔者将援引判决书中部分证人证言、居委会、执法部门证实,听听群众呼声。一是正安县交通局呈县政府的情况反映报告,证明以张阳红为首的“中山公司”违规经营、抗拒执法,强行抢走暂扣的营运证,强行开走暂扣的车辆,严重扰乱客运秩序1);二是证人冯某(正安“天上人间”歌厅业主)的证言,证明余世钊、文广等“文家寨帮”经常闹事,提刀提棒打架并心狠手辣、气焰嚣张2);三是证人程某某(正安县教育局领导)的证言,证明正安除被打掉的“文家寨帮”外,还有“白龙会”、“十三飞鹰帮”等,他们成天打打杀杀、为非作歹、欺压百姓,这些帮派经常大白天在县城提刀上街,少则五人、多则几十甚至几百人成群结队,聚众斗殴,搞得正安社会治安混乱,他们在县城开设赌场抽头盈利、发放高利贷、强行收债、聚敛钱财,还在娱乐场所看场子收保护费,给正安县的在校学生带来极大影响3);四是证人贾某某(正安县医院医生)的证言,证明正安有“十三飞鹰帮”、“白龙会”等成天打打杀杀的帮派,县医院经常医治那些被砍得血肉模糊的年轻娃儿,希望公安机关严厉打击4);五是凤仪镇(县城所在地)北苑社区证实,证明近年来正安的“白龙会”、“十三飞鹰帮”等黑恶组织给社区人民、中小学生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威胁,建议公安机关从重从严打击两个帮派5)
从上述证据足见三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之大、影响之恶劣。
4、判决结果。2007年、2010年,正安县人民法院先后依法对三大黑社会性质组织76名成员判处一年以上十五年以下不等刑罚。
5、社会治安现状。打掉三大黑社会性质组织后,正安县城至今再未出现有组织的犯罪,相关行业正常运转、社会治安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再来听听群众的呼声:一是证人帅某(外来商人)的证言,证明现在正安的治安好多了,前面在正安居住的几年,经常看见一群群娃儿提刀打架,到处砍人6);二是证人周某某(县城群众)的证言,证明2005、2006年期间,正安社会秩序很乱,有很多帮派,如“白龙会”、“十三飞鹰帮”等,经常提刀打架砍人,打黑除恶以来,社会秩序好多了7);三是桃园社区证实,证明自打黑除恶工作开展后,社区居民高度评价行动成果,体现了打黑除恶的重要性8)
二、注重庭审技巧,提高庭审质效。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通常涉案人数多、罪名多,且被告人往往否认涉黑犯罪。以笔者所在法院审理的三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为例:公诉机关指控涉案人数76人,犯罪事实105桩,被指控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人员全部否认涉黑指控,给审理工作带来极大困难。正安法院深入研究案情,从庭审技巧上做文章,保障了庭审的有序推进,圆满完成审理任务,给被告人尤其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者以沉重打击,效果很好。
1、精心编制“剧本”,制定详细预案。
为确保庭审质量,笔者所在法院合议庭结合被告人特征、犯罪事实、认罪态度等,就审理顺序、提押顺序、举证质证顺序、发问顺序和被告人及辩护人可能发难的问题、合议庭成员分别审理的犯罪事实等作了统筹谋划和精心准备,撰写成庭审提纲,犹如编写“剧本”,使整个庭审“有章可循”、紧凑有序。
2、做好庭前准备工作,将部分程序前移。
庭前准备工作在涉黑案件审理过程中十分重要,合议庭充分考虑到涉黑案件特殊性,在征求公诉机关和辩护人同意后,把查明被告人身份程序摆在了开庭前,与公诉机关和辩护人一同到看守所核对,这样就大大节约庭审时间,在核对身份的同时还可以提讯被告人,观察每个被告人态度,掌握其心态,有利于庭审中发问的预制和对策的提出。
3、以个案审理为突破口,由简到繁逐步深入。
从阅卷情况和提讯被告人情况来看,多数被告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个案不存异议,只是一致否认涉黑指控。鉴于此,合议庭决定,庭审不按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犯罪的顺序进行,按照“个案开头、由简到繁、逐步深入”的思路,最终锁定涉黑犯罪。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避免以涉黑罪名开头,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无罪”辩解与辩护一大片,造成庭审“开张不利”,而一旦庭审被搅乱,一方面会助涨被告人嚣张气焰,另一方面在旁听群众很多的情况下会给庭审法官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影响庭审的有序推进。而从个案入手,逐渐能体现犯罪的暴力特征,组织、领导者“指挥”个案又能体现组织特征,达到的目的和动机又能体现经济特征,造成的后果与影响则能体现控制特征,在此基础上归纳“涉黑”犯罪特征,分析“涉黑”犯罪构成,使“涉黑”犯罪水到渠成,整个庭审显得有条不紊。正安法院审理三起涉黑案件76人105桩犯罪事实均仅用了3天,真正实现了庭审的优质高效。
三、从三起案件的审理分析涉黑犯罪成因。
任何人反社会性的养成有多方面原因,概况起来有外因和内因,涉黑犯罪中行为人暴力特征的养成,同样是外因和内因交互影响的结果。
(一)外因。
1、社会亚文化的影响。
社会亚文化一般是指引导和支配犯罪特别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概念、意识、传统、价值观等属于犯罪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要素。中国的犯罪亚文化主要包括中国传统的犯罪亚文化和源于西方当代的犯罪亚文化(9)天地会等帮会组织,民国时期上海的青帮等帮会组织成为中国历史上真正的黑社会。可见,中国传统以帮会文化为中心的犯罪亚文化有着较长的历史渊源。改革开放后,以色情和暴力为特征的西方犯罪亚文化通过杂志、报刊、广播、电视、影碟等方式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加速了这种西方犯罪亚文化在国内的传播,加之境外黑社会性质组织向大陆不断渗透,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当西方犯罪亚文化与中国传统以帮会文化为中心的犯罪亚文化交织在一起,便成为新时期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意识形态。。中国社会一直流传着“拜把子”、“拉帮结伙”等风俗,江湖义气、侠客风情由来已久,这些长期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帮会文化影子,一直是帮会组织的精神支柱。我国清朝前期就存在
2、公平正义的失衡。                           
首先,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在收入、消费、社会福利待遇、医疗保健以及教育等资源分配上存在实质不均,尤其是财富分配的巨大差异,使一些人产生不平衡心理;其次,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人与人之间缺乏必要的关爱,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一旦无法生存、步入绝境,便会作出违法犯罪行为;再次,社会治理领域的不公正,尤其是执法不公、司法不公等现象的存在,使一些原本法律意识就淡薄的人不信任公权力,转而寻求秩序以外的方式维护自身权益,于是拉帮结派,寻找靠山,一旦发展壮大,便可能演变为与公权力相对抗的有组织犯罪。笔者认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才是导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根源。
3、打击不力的原因。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通常经历较长的过程,刚开始为一般的共同犯罪,逐渐成长为稍有组织特征的恶势力团伙,一旦这些团伙自身经济强大或被有经济实力的人招入麾下,极有可能演变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而实施有组织、有目的的犯罪。而一些地方的执法机关往往在初始阶段没有引起高度重视,打击力度不够,错过了最佳打击时机,最终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4、法治不健全的原因。
改革开放后,我国法制建设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而从法制走向法治的30多年,我国的犯罪率不断攀升,除了“两抢一盗”等传统的犯罪外,经济领域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越来越频繁。究其原因,主要源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法治不健全、执法不规范。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有的在法律范围内依法经营,有的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不断钻法律的空子,甚至铤而走险实施各种犯罪,对抗正常的社会秩序。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正是法治不健全下的产物。众所周知,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几十年,我国几部《刑法》都没有“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个罪名,直到1997年修订《刑法》时才将该罪入刑,这是打击犯罪的需要,同时也是法治逐渐健全完善的体现。
(二)内因。
1、家庭背景。
“暴力”特征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四个特征”之一,任何人暴力特征的养成并非一朝一日,也非单方面因素,其中家庭背景对其暴力特征的养成具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暴力特征的养成与贫穷有很强的关系。美国犯罪心理学家CurtR.Bartol和Anne M.Bartol认为:“无论是未成年男性还是女性,贫穷都是青少年暴力犯罪的一个重要预测变量。。。。。。,贫穷影响了家庭的方方面面,尤其反映在父母对孩子的教养方式上。譬如,受贫穷困扰忙于生计的家长,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教育和抚养孩子,更倾向于采用专制的、胁迫的教养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更直接、迅速且易于实施,打孩子一巴掌要比运用耐心细致的解释容易得多(10)。这种教养方式粗暴的家长为孩子提供了一个负性行为榜样和暴力的家庭氛围,尽管严厉的体罚在短期内能规范儿童的行为,但从长期来说,它增加了儿童实施暴力行为和犯罪行为的可能性11)。笔者认为,贫穷是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尤其在子女的教育方面,出生有文化的大富人家的孩子更有机会接受“文明”的教育和熏陶,这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不和谐的家庭影响。家庭不和谐有多方面原因,如家庭破裂、夫妻之间家庭暴力、亲子关系恶劣等,不和谐的家庭对青少年人格的养成影响很大,这样的家庭往往缺乏足够的亲子互动,忽视孩子、过度的批评孩子、对孩子咆哮等情感的伤害在所难免。在一个不和谐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比那些来自温暖和谐家庭的孩子存在更多违法犯罪风险12)            
2、不良交往。
不良交往是指个体所进行的可能产生妨害其心理健康后果的交往活动13),个人不良交往是青少年犯罪行为养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研究一致表明,有行为不良朋友的青少年很有可能自己也存在行为不良问题,因为“有攻击行为的儿童在与同伴交往过程中更容易被拒绝,而这些被拒绝的儿童又寻求与其有相似价值观和目标的其他被拒绝儿童成为朋友”14)。这从“十三飞鹰帮”、“白龙会”成员之间即可发现,这些当初的小学生都是“好伙伴”“铁哥们儿”,他们思想上交互影响,行动上追求一致,这些有共同不良爱好和价值追求的人纠集在一起,极有可能演变为有组织的犯罪团伙。
四、犯罪认定中应避免的几个问题。
1、避免政治化问题。众所周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反社会性,尤其具有对抗公权力的属性,站在国家层面要坚决予以打击。上世纪80年代初,为遏制刑事犯罪的高发势头,党中央确立了“严打”的刑事政策,2001年9月21日,罗干同志在全国“严打”整治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当前,‘严打’整治斗争到了深入推进的关键阶段。各级政法部门一定要敢于碰硬,充分运用多种手段,给黑恶势力以毁灭性打击”1997年该罪的入刑即是最好的反映。既然上升为法律,就应该且只能严格“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决避免“打黑”政治化。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司法界,都必须也只能把其作为《刑法》分则中一个普通的犯罪予以界定,尤其是司法界,如果过分强调其政治性而忽视其法律本质属性,将“打黑除恶”当做一场政治运动,极易造成打击的随意化、扩大化,且有践踏人权之嫌。 15)。可见,“打黑除恶”带有鲜明的政治性
2、避免扩大化问题。
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带有较强的政治性,稍不慎重极易造成打击面的扩大。故在犯罪认定过程中,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紧紧围绕《刑法修正案(八)》中明文规定的“四个特征”予以认定,用公式可表述为组织—暴力—控制—经济—组织,形成“通过有组织的暴力犯罪,控制某一地区或领域,攫取经济利益,再以聚敛的钱财来支持组织运转”的完整模式。笔者所在法院始终坚持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文家寨帮”案中,公诉机关指控27名犯罪嫌疑人中有20人涉黑,经过审理,最终判决认定13人涉黑,将另外7人从涉黑指控中剥离;“十三飞鹰帮”案中,公诉机关指控29名犯罪嫌疑人中有22人涉黑,经过审理,最终判决认定14人涉黑,将另外8人从涉黑指控中剥离;“白龙会”案中,公诉机关指控20名犯罪嫌疑人中有18人涉黑,经过审理,最终判决认定9人涉黑,将其中9人从涉黑指控中剥离。三起案件的审理,真正做到了依法打击、精准打击、不枉不纵,坚决避免了打击犯罪的“扩大化”。
3、避免简单化。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加之国家机关的强力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逐渐改变以往打打杀杀等赤裸裸的犯罪方式,进而转型为办企业、开公司等“合法”形式,昔日提刀“冲锋陷阵”的组织成员摇身一变成为老板或白领,其组织特征越来越模糊、作案手段越来越隐秘、反侦查能力越来越高明,给打击犯罪带来困难。因此,面对新形势、新变化,在与涉黑犯罪作斗争中,坚决避免简单化,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揭露其合法形式掩盖下的非法目的,从而实现对犯罪的精准打击。在犯罪的认定上既要坚持“四个特征”同时具备,又要明白“同时具备”并非要求“四个特征”都很典型,如果“非法控制特征”十分突出,即使其他个别特征的典型性稍差,也不影响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努力做到不枉不纵16)
五、刑罚适用问题。
1、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审理涉黑犯罪要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格界定组织者、领导者、积极参加者和其他参加者,根据各自作用和情节分别处理,形成严惩组织者、领导者、着重打击积极参加者、从宽处理其他参加者和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情节及具有认罪态度好等酌定情节者的层次分明、当宽得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的刑罚适用格局,以收分化瓦解犯罪分子、提高案件审理效率的功效,同时也能彰显刑罚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精神,还有利于精准打击犯罪、节约司法资源。正安法院在审理三起涉黑案件上就全面贯彻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效果很好。从回访情况看,大部分刑满释放人员基本上成家立业,走上正道,只有三人因酒后妨害公务被判处一年以下不等刑罚,再犯罪率很低。
2、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刑罚的适用上,一定要坚持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不能因其“涉黑”就一味从严从重处罚,这是一种重刑主义倾向。正如高铭暄、马克昌教授所言:“重刑主义是一种粗暴落后的刑法思想,是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直接对立的,重刑主义肆虐,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就难以贯彻,甚至被破坏17)”。作为法官,必须清楚,刑法的目的是预防犯罪,表现为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统一,而刑罚的目的则是特殊预防,也即防止犯罪的人重新犯罪。如果将一般预防当作刑罚目的,则“超出了刑罚自身的能力,而且也不符合现代刑法治理方式的基本特点和发展方向18)”。“如果为了使别人不犯罪而对行为人加重处罚,就显然是将行为人作为实现他人不犯罪的工具,牺牲了行为人的利益,违背了社会正义19)”。司法实践中,很多法官往往混淆了二者的目的,将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强加于”刑罚目的,认为通过对被告人适用较重的刑罚,既可以防止其再犯罪,更起到震慑有犯罪倾向的人犯罪的作用,结果往往会对行为人判处高于其责任程度的刑罚,这便是重刑主义思想产生的根源,这种量刑倾向严重违背了罪刑均衡和罪责自负的刑法原则。耶塞克也认为:“加重处罚以威慑其他行为人是有问题的,。。。。。。以加强对公众的威慑为由来加重对行为人的处罚也是不正确的20)。”实际上,公正的刑罚就是与行为责任和行为人责任相匹配的刑罚,超出责任限度的刑罚,都是不公正的。尽管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危害大、罪恶深,但审理时却不能背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量刑时不仅要看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性,而且要结合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综合把握罪犯成长经历、犯罪动机、悔罪表现等各方面因素确定其刑事责任程度,适用相应轻重的刑罚。
3、坚持主刑与附加刑并用原则。
《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前对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未规定财产刑,虽然笔者所在法院判决的三起涉黑案件中对组织者、领导者或其他参加者适用了不同程度的财产刑,那是基于犯罪分子同时实施了《刑法》分则明文规定应当并处或可以并处适用财产的犯罪,如:“十三飞鹰帮”案中首犯周小红因犯逃税罪被并处罚金一千二百八十二万二千九百元,“白龙会”案中首犯刘唐勇因犯赌博罪被并处罚金三万元。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有典型的经济侵略性,其存在、运转、发展、壮大都必须依靠一定的经济支撑,而归根结底其从事一切违法犯罪活动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攫取经济利益。因此,修订后的《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对不同类型的组织成员分别设置了不同的财产刑。笔者认为,通过剥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合法的财产权利,达到彻底摧毁其经济基础的目的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在适用财产刑时必须慎重,要综合考量犯罪组织聚敛的财产数额和司法机关已追缴的财产数额、主刑情况、犯罪情节及财产状况,对未成年犯适用财产刑时,还应严格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有关规定,合理适用财产刑。值得一提的是,在判处财产刑时,给被告人及其家人保留必要的份额是十分必要的。倘若其出狱后无法生计,最终还得由政府买单,关键是一旦其反社会心理复发,很有可能走上重新犯罪的道路,这种次生“灾害”将给他人和社会造成无法预测的危害。
   
六、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防范对策。
应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要坚持“以打开路、打防结合”的方针。打击犯罪只是治标,预防犯罪才是治本,从根本源头上预防、减少犯罪发生,是应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长久之计。
1、加大恶势力犯罪的打击力度。
“恶势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雏形,有的最终发展成为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因此,及时严惩“恶势力”团伙犯罪,是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滋生,防止违法犯罪活动造成更大社会危害的有效途径认识恶势力犯罪的现实和潜在危害性,坚持及早发现、及早打击、深入打击,坚决铲除其犯罪根源,防止其发展、壮大进而演变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这里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麻痹思想。坚决杜绝“就几个小娃儿打打闹闹,成不了大气候”的麻痹思想;二是放纵行为。要杜绝徇私、徇情现象,防止因人打招呼、说情等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予追究其违法犯罪责任。21)。从笔者所在法院审理的三起涉黑案件来看,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立、发展、壮大往往要经历较长过程,并非一成立就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典型特征,如“文家寨帮”一开始就是个典型的恶势力团伙。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必须坚持“打早打小”的刑事政策,即当犯罪行为处于初始萌芽状态时,就及时予以打击,遏制其发展壮大,使犯罪活动处于可控状态22)。2009年7月,中央政法委员会发布《关于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意见》,提出要继续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积极应对黑恶势力犯罪新动向、新变化,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坚决遏制黑恶势力向经济领域扩张,防止黑恶势力向政治领域渗透,以服务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23)。司法实务界务必充分
2、加大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
改革开放后黑恶势力的死灰复燃,与犯罪亚文化的抬头不无关系,以个人崇拜、江湖义气和极端英雄主义为精神纽带的犯罪亚文化,催生了帮会思想、等级观念和敢打敢杀、同生共死的黑色道德,在犯罪组织群体中形成了一种文化鼓动,极具凝聚力和感召力。从“十三飞鹰帮”与“白龙会”的演变历程不难看出,其创建之初即打上了犯罪亚文化的深深烙印。这种犯罪亚文化一旦植入青少年心中,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在意识多元化和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必须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管控,相关职能部门在各类影视作品的审核上必须严格把关,对诸如《冷血十三鹰》、《古惑仔》之类极具黑社会性质特征以及一些充满色情的影视作品要严格准入、限制上映,阻止犯罪亚文化的广泛传播,防止其蔓延,斩断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精神纽带。
3、加快法治化进程。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一旦丧失了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必将导致恶意竞争的出现。在资源分配不公的情况下,处于社会底层或竞争劣势的群体为了追逐利益最大化,极有可能作出反社会的行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就是一部分人在市场经济进程中为了追逐利益、提高自身“抗拒风险能力”而“团结起来”谋求共同发展的产物,这体现在其“组织特征”和“经济特征”上。然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发展壮大反过来又会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笔者认为,要解决好这对矛盾,必须加快法治化进程,努力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秩序,尽可能保障不同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资源分配和竞争,让人们更加公平地分享市场经济带来的实惠。
4、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
从基础源头上避免青少年反社会性的养成,是预防犯罪的长久之计。在分析犯罪成因时提到,任何人暴力倾向的习得,往往与家庭背景、个人不良交往等息息相关,从预防犯罪的长远角度讲,加强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显得十分重要。要注重引导青少年的思想,加强法治教育,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使青少年养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遵纪守法的公民。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为维护广大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必须加大打击力度,防止其“做大做强”。同时,更要深入研究富有成效的防范对策,预防犯罪才是研究犯罪、打击犯罪的最终目的。
 


1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2007)正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第33-34页。
2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2007)正刑初字第23号刑事判决书,第32页。
3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2010)正刑初字第103号刑事判决书,第56页。
4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2010)正刑初字第103号刑事判决书,第55页。
5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2010)正刑初字第103号刑事判决书,第57页。
6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2010)正刑初字第103号刑事判决书,第57页。
7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2010)正刑初字第103号刑事判决书,第57页。
8贵州省正安县人民法院(2010)正刑初字第103号刑事判决书,第57页。
(9) 刘洪蕾:《浅析犯罪亚文化对黑社会犯罪的影响》,载[J].《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2)期,第98页,转引自2012年2月26日www.xzbu.com发布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视角下的“打早打小”刑事政策解读》。
 
(10) 【美】Curt.Bartol,Anne M.Bartol:《犯罪心理学》,杨波、李林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11【美】Curt.Bartol,Anne M.Bartol:《犯罪心理学》,杨波、李林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45-48页。
12【美】Curt.Bartol,Anne M.Bartol:《犯罪心理学》,杨波、李林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49页。 
13【美】Curt.Bartol,Anne M.Bartol:《犯罪心理学》,杨波、李林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
14【美】Curt.Bartol,Anne M.Bartol:《犯罪心理学》,杨波、李林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第46页。 
 
15《检察日报》2001年9月22日,第1版,转引自胡志坚:《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司法认定中的几个问题》,载《“严打”中的法律与政策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版。
16张军主编、胡云腾副主编:《刑法修正案(八)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300页。
 
17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18周少华:《作为目的的一般预防》,[J].《法学研究》,2008年第(2)期,转引自王刚:《论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中的“四个误区”——刑罚目的一元论之提出》,载《法学论坛》2012年11月6日。
19王良顺:《论量刑根据》,[J].《法学家》,2009年第(5)期,转引自王刚:《论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中的“四个误区”——刑罚目的一元论之提出》,载《法学论坛》2012年11月6日。
20[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 》,[M].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2—1053。
21))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2009)382号】,2009年12月9日。
22莫小宇、刘畅:《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视角下的“打早打小”刑事政策解读》,载 www.xzbu.com /1/view-275731.htm
23莫小宇、刘畅:《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视角下的“打早打小”刑事政策解读》, www.xzbu.com /1/view-275731.htm
 


【下一篇】  当前民事诉讼送达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